薈思

陳寅恪海外留學23年卻不拿半個文憑，在他眼里那僅是一張廢紙而已。陳寅恪也沒有考博，他后來說：“考博士并不難，但想到要在兩三年內(nèi)被一個具體專題束縛住，而沒時間學其他知識，就覺不值。”

陳寅恪一向推崇學術(shù)獨立，嘗語后學：“古今中外，哪里有作學問能完全脫離政治之事？但兩者之間，自然有區(qū)別，不能混為一談。如果作學問是為了去迎合政治，那不是真正在作學問?！?/strong>

陳寅恪講課有“三不講”，即“書上有的不講，別人講過的不講，自己講過的也不講”。他自己固然有廣博的知識作為“三不講”的底氣，然而“三不講”的內(nèi)核，其實是強調(diào)富有個人色彩的傳道授業(yè)方式。

一切都如社會學家預(yù)言的那樣：偉大的人物幾乎都有不凡的開端。

1925年，清華大學成立了“清華國學研究院”。研究院聘請了四大導師，分別是：開創(chuàng)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國維；戊戌變法的核心人物梁啟超；從哈佛大學回來的著名語言學家趙元任。這三位都是大名鼎鼎，眾望所歸。唯獨第四位陳寅恪，在當時并不為世人所知。

提名陳寅恪的是梁啟超，為此他還與清華校長曹云祥有過一番舌戰(zhàn)。曹云祥說：“陳寅恪一無大部頭的著作，二無博士學位，國學研究院的導師，怎么能連這些都沒有呢？”梁啟超說：“ 沒有學銜，沒有著作，就不能當國學院的教授嗎？我梁啟超雖然是著作等身，但是我的著作加到一起，也沒有陳先生三百字有價值。”正因為梁啟超的這番話，此刻正在德國游學的陳寅恪接到了國學院導師的聘書，時年剛滿36歲。

梁啟超的力薦或許是有些私心的，因為陳寅恪的祖父是曾任湖南巡撫的陳寶箴，他一向支持梁啟超的主張，后受戊戌變法失敗的牽連被朝廷革職。陳家官場失意后，陳寅恪的父親陳三立成了著名詩人，1937年抗日戰(zhàn)爭爆發(fā)，為抗議日軍直逼平津而義憤絕食、溘然長逝。

陳寅恪少時即博聞強記，后留學日、德、法、美、諸國，能閱讀梵、巴利、波斯、突厥、西夏、英、法、德八種文字，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。他在海外留學23年卻不拿半個文憑，在他眼里那僅是一張廢紙而已。陳寅恪也沒有考博，他后來說：“考博士并不難，但想到要在兩三年內(nèi)被一個具體專題束縛住，而沒時間學其他知識，就覺不值?！?/span>

1926年，陳寅恪的身影出現(xiàn)在清華園里。和清華園里那些留洋歸來的大多數(shù)西裝革履、發(fā)光鑒人的教授不同，陳寅恪通常都穿著長袍，戴著可以遮蓋住耳朵的皮帽，肘下夾著一個布包，里面裝滿了講課時用的書籍和資料。不認識他的人，會把他看成是琉璃廠某個書店來送書的老板。

因為四大導師中的梁啟超是“南海圣人”康有為的弟子，王國維是末代皇帝溥儀的讀書顧問，于是陳寅恪在上課第一天就給學生們送了一副對聯(lián)：“南海圣人再傳弟子，大清皇帝同學少年”。意指你們既然是梁、王的學生，也就是南海圣人的再傳弟子、溥儀的同學，說得學生們?nèi)缱猴L、喜不自禁。

他又說：“我講課有‘三不講’，即‘書上有的不講，別人講過的不講，自己講過的也不講’?！遍_始有人對此不信，后來發(fā)現(xiàn)陳寅恪確實縱橫古今、貫通中西。他在課余分析各國文字的演變，竟把葡萄酒原產(chǎn)何地，流傳何處的脈絡(luò)，都講述得一清二楚。

也因此，他的課就連朱自清、馮友蘭、吳宓那樣的名教授也一堂不漏地來聽。而且每個人都是“慕名而來，滿載而歸”。

姚從吾說：“陳寅恪先生為教授，則我們只能當一名小助教而已。傅斯年也說：“陳先生的學問，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！”胡適則在1937年2月22日的日記中稱：“寅恪治史學，當然是今日最淵博、最有識見、最能用材料的人”。就連自視甚高的劉文典后來也承認，西南聯(lián)大文學院真正的教授只有“兩個半”，陳寅恪便是其中的一個，他自己只能算半個。他甚至公開說：“陳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，他該拿四百塊錢，我該拿四十塊錢……”

也就在那個時候，陳寅恪是“中國最博學的人”的說法廣泛流傳開來。究其源頭，早在1919年，吳宓在哈佛剛剛認識陳寅恪時，就宣稱：“吾必以寅恪為全中國最博學之人?！比毡臼穼W權(quán)威白鳥庫吉亦稱陳寅恪為中國最博學的人。1938年白鳥庫吉研究中亞史遇到疑難問題，曾向德、奧知名學者求助，均未能解決，柏林大學乃推薦陳寅恪。在向寅恪請教后，才得到滿意解答。

當時的華北學術(shù)界分成兩派，一派是本國培養(yǎng)的學者，另一派是有留學經(jīng)歷的。本土派認為，洋派不懂國情，學問再高，也是隔靴搔癢，解決不了中國問題。留洋派又覺得本土派太迂腐，不掌握現(xiàn)代化的工具，因而兩派互相鄙視。但奇怪的是，不管是哪一派，誰都不敢瞧不起陳寅恪，故鄭天挺稱他是“教授的教授”。

四大導師

性格決定命運。陳寅恪才高而氣傲，他曾寫到：“一生負氣成今日，四海無人對夕陽。”負氣二字，影響了他的一生。

陳寅恪一度生活拮據(jù)，胡適想贈他一筆錢，但陳寅恪拒不接受，他決意用賣掉藏書的辦法來取得胡適的美元。于是胡適就派自己的汽車到陳家裝了一車關(guān)于佛教和中亞古代語言的極為珍貴的西文書，陳寅恪收了2000美元。這個數(shù)目在當時雖不算小，然同書比起來，卻微不足道——其中僅一部《圣彼得堡梵德大詞典》的市價就遠遠超過這個數(shù)目。

日軍占領(lǐng)香港時，恰好陳寅恪在港。就有日本學者給軍部寫信：“不可為難陳寅恪，務(wù)必照顧陳家。”當時的物資極為匱乏，日本司令部便派人給陳家送去好多袋面粉。但陳寅恪堅決不吃日軍面粉，于是就出現(xiàn)了這樣的情景：日本憲兵一邊往屋里搬面粉，陳寅恪和夫人唐筼一邊往外拖。

蔣介石對陳寅恪也頗為看重，當年蔣介石自比唐太宗，曾托人以重金請生活正艱辛的陳寅恪寫太宗傳，但被其拒絕。1948年12月，國民黨在敗退前開始了“搶救學人”的活動。當時，盡管北平已被解放軍重兵包圍，南京教育部的一架專機還是冒險飛臨，有資格坐上這架飛機的，只有北大校長胡適和陳寅恪。

到南京后，蔣介石親自登門勸陳一起去臺灣，但他堅辭不就。離開大陸后，蔣還曾多次派專機到南京接陳，皆失望而歸。沒能把“國寶”搶救出來，蔣介石一直引為憾事。

解放后，位高權(quán)重的康生也慕名前來拜訪，但無論學校辦公室的人如何動員，陳寅恪就是不見。不見也罷，他還要賦詩：“閉戶高眼辭賀客，任他嗤笑任他嗔”?？瞪呐鲞^這樣的軟釘子，于是后來借機只用輕飄飄兩句話，就讓陳寅恪《論再生緣》的出版成了永無期日的事情 。

陳寅恪一向推崇學術(shù)獨立，嘗語后學：“古今中外，哪里有作學問能完全脫離政治之事？但兩者之間，自然有區(qū)別，不能混為一談。如果作學問是為了去迎合政治，那不是真正在作學問。因為作學問與政治不同，畢竟有它自己的獨立性。”

1953年，中央歷史研究委員會決定在中國科學院設(shè)立三個歷史研究所，準備請陳寅恪出山當所長。當時科學院計劃，一所（上古史研究所）所長是郭沫若，二所（中古史研究所）所長是陳寅恪，三所（近代史研究所）所長是范文瀾。

郭沫若和范文瀾都是欣然赴任，但陳寅恪婉言謝絕并開出條件：“要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，并不學習政治”。頗具調(diào)侃的是，后來郭沫若成了文化的笑柄，范文瀾的歷史研究到今天已經(jīng)沒有價值。

還是在這一年，陳寅恪最喜歡的學生汪箋，帶著同樣的使命來到廣州請老師出山。開始他們談得很好，但不久就談崩了。陳寅恪感到這個昔日門生，已經(jīng)摒棄了自己恪守的治學為人之道，他拍著桌子怒斥道：“你不是我的學生！”并且馬上讓汪做記錄，自己口述了《對科學院的答復》。其中有段話這樣道：

“我從來不談?wù)?，與政治決無連涉，和任何黨派沒有關(guān)系。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，以作擋箭牌。我認為最高當局也應(yīng)和我有同樣的看法，應(yīng)從我說，不僅我一人要如此，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。否則，就不談學術(shù)研究?！?/span>

事實上，早在1911年，陳寅恪就通讀了《資本論》的原文。他接觸馬克思主義比很多知識分子早整整10年，但他自己主張“不要先存馬克思主義的見解，再研究學術(shù)?！?/span>

當年王國維因生命困惑而投湖自盡后，陳寅恪曾親自為王國維撰寫碑文：“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，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；惟此獨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，歷千萬祀，與天壤而同久，共三光而永光。”這也是他答復科學院的核心思想，他說：“我要請的人，要帶的徒弟，都要有自由思想、獨立精神，不是這樣，即不是我的學生?！?/span>

到了晚年，陳寅恪的學問，已經(jīng)不被主流學術(shù)所推崇，但是他仍然沉浸在他所構(gòu)筑的純粹的學術(shù)世界中。他依然堅持用文言文寫作，還固執(zhí)地堅持用繁體字豎排出版自己的著作。他強調(diào)文責自負，書里的每一個字都是自己的，甚至不允許別人改動一個標點。陳寅恪有一部中古史論文集《金明館叢稿初編》，出版社曾要求修改其中的一個詞，被他嚴辭拒絕，為此，這本書竟沒能出版。

本文來源：《21世紀》2010年第2期。有刪節(jié)。